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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月斌:文學評論《張煒論》

更新時間:2019-08-12 | 文章錄入:jkz | 點擊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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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書 名:《張煒論》

  作 者:趙月斌

  總策劃:吳義勤

  主 編:謝有順

  出版統籌:李宏偉

  責任編輯:秦悅

  出版社:作家出版社

  出版日期:2019年7月

  標準書號:978-7-5212-0369-1

  印張:19.75

  字數:249千

  版次:2019年7月第1版

  印次: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 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)第025584號

  定價:46.00元

  編輯推薦

  張煒終是一個想到月亮上行走的夢想家。他拼力創造一派曠世大言,著意成為一名天真詩人,表現在文字上除了鼓吹崇高正義美德善行,渲染香花芳草浪漫詩情,更有其陰柔內斂、蜃氣氤氳的神秘氣象。一般而言,人們習慣于把張煒歸類于所謂現實主義作家。以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等名作為代表的仿宏大敘事、民間敘事似乎只有一種撲向地面的解讀方式,張煒常常被概念化為忠于現實、熱衷說教的保守派作家。奇怪的是,很少有人注意到,其實張煒本質上原是凌空高蹈的,在被定義為大地守夜人的時候,豈不知他正將目光投向高遠莫測的天空。

  內容簡介

  中國當代文學出現了一批卓有建樹的作家,他們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,他們的作品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成果。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,在國內外讀者中間擁有廣泛的影響,他們的作品和生平都需要得到進一步的研究,以便能夠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更為充足的養分,早日實現中國文學從高原向高峰的邁進。為此,作家出版社特邀請當代*影響力與活力的評論家、學者,以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相結合的陣容,撰寫一套全新的“中國當代作家論”。叢書采用專著的形式,一位研究者專注于一位作家,以一對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、作品。重點放在作品上面,覆蓋作家的創作歷程與所有作品,尤其是作家代表性、標志性作品上,結合時代風貌、社會思潮,以客觀、理性、對話的態度,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構成,透徹解析作品的精神實質,以期達成階段性的短期內難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。《張煒論》是*輯之一種,由評論家趙月斌撰寫。

  作者簡介

  趙月斌,1972年生于山東滕縣。1987年首次發表詩歌,1996年開始發表文論、小說,迄今發表作品300余萬字。出版長篇小說《沉疴》和評論集、小說集多部。評論集《迎向詩意的逆光》入選“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1年卷”。曾榮獲泰山文藝獎、劉勰文藝評論獎等獎項,入選山東省“齊魯文化英才”。

  目  錄

  引論:大物時代的天真詩人和孤獨夢想家 /1

  第一部分 大地故鄉

  第一章 登州海角 /29

  第二章 南山經 /69

  第三章 作為外省的半島及其他 /90

  第二部分 萬物生長

  第四章 張煒植物志 /111

  第五章 張煒動物志 /143

  第六章 張煒魚譜 /165

  第七章 張煒神怪志 /202

  第三部分 天命有歸

  第八章 《少年與海》:“齊東野語”不老書 /221

  第九章 《獨藥師》:充滿愛力和血氣的立命之書 /227

  第十章 論《尋找魚王》及張煒之精神源流 /239

  附錄一 張煒創作年表 /267

  附錄二 張煒訪談:茂長的大陸和精神的高原 /282

  參考文獻 /304

  前言(謝有順)

  自從到大學工作以后,就不時會有出版社約我寫文學史。很多文學教授,都把寫一部好的文學史當作畢生志業。我至今沒有寫,以后是否會寫,也難說。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學史合同在我案頭,我猶豫了幾天,最終還是沒有簽。曾有寫文學史的學者說,他們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,是以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成果為基礎的,如果不參考這些成果,文學史就沒辦法寫。何以如此?因為很多學問做得好的學者,未必有藝術感覺,未必懂得鑒賞小說和詩歌。學問和審美不是一回事。舉大家熟悉的胡適來說,他寫了不少權威的考證《紅樓夢》的文章,但對《紅樓夢》的文學價值幾乎沒有感覺。胡適甚至認為,《紅樓夢》的文學價值不如《儒林外史》,也不如《海上花列傳》。胡適對知識的興趣遠大于他對審美的興趣。《文學理論》的作者韋勒克也認為,文學研究接近科學,更多是概念上的認識。但我覺得,審美的體驗、“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”的精神創造同等重要。巴塔耶說,文學寫作“意味著把人的思想、語言、幻想、情欲、探險、追求快樂、探索奧秘等等,推到極限”,這種靈魂的赤裸呈現,若沒有審美理解,沒有深層次的精神對話,你根本無法真正把握它。

  引論:大物時代的天真詩人和孤獨夢想家

  一

  即時的命名往往帶著過時的危險。對于所處的時代,誰能一語道破它的真髓呢?“那是最美好的時代,那是最糟糕的時代。”狄更斯說的是一百年前的一百年前——“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。”“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,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。”馬克思說的是他們的時代,可是一百年后堅固和神圣的東西似乎并未仍然存在。同是一百多年前,李鴻章在奏折上稱:我朝正處于“三千余年一大變局”。而今我們還是在說,當前中國正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。

  十九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好像都要應對重大變局,每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好像都是重要時代。人類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無果的變局中——哪個時代無疑都是重要的,哪個時代都是當局者迷,我們就像爬在莫比斯環上的螞蟻,似乎每一步都在前進,又似乎每一步都是重復,所在之處即為中心,所謂中心又不過是世界的盡頭。就像現在——就是我們所在的這個時代,當然是最好的,最高級的,可是誰又能想象,若干年以后,會不會發現,原只當下一步就是天堂,卻未料走到了相反的方向?

  人類的命運,大概永難脫苦難輪回,永難達到至善至美。其中原委,誰能說得清?“對于不可言說之物我們必須保持沉默。”然而這世上總有一些心事浩茫興風狂嘯的人,他們往往看穿了華燈照宴,看透了太平成象,于是乎失望而至絕望,絕望而又企望且奢望,進而像西西弗斯那樣“致力于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”,像孔夫子那樣“知其不可而為之”,像魯迅那樣“于無所希望中得救”。這些荒謬的英雄不甘于沉默,不順服于他們的時代。他們用徒勞的一己之力留下了人心不死的神話。

  太史公在《報任安書》中說:“古者富貴而名摩滅,不可勝記,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。”所謂“倜儻非常之人”,即是像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那樣的憂憤之士,他們因為“意有所郁結,不得通其道”,方才發憤著書,以求以文章傳世。為了立言明志,即便受辱喪命,也在所不惜。此司馬遷所云:“雖萬被戮,豈有悔哉!”時至今日,這種士人風骨愈發鮮見,招搖過市的是犬儒鄉愿,巧言令色之徒,寫作成為一種投機鉆營的功利行為,世上再無舍生而取義的蘇格拉底,亦無“寧鳴而死,不默而生”的范文正。偶有秉筆荷擔慷慨直言的人,可能也會像《野百合花》的作者那樣被難,像《魯迅批判》的作者那樣蒙冤,宣傳“爭一言以相殺,是貴義于其身”的子墨子,只能出現在兩千年前罷。說起來寫文章原非如此危險,一代一代以文名世賣文為生的多了去了,因言獲罪為文喪命的終是少數。更何況,有的人之所以背負厄運,不是因為生不逢時,不是因為不識時務,而是因為他們把文章得失看得比性命還重要。當他們決意“究天人之際”,“為天地立心”的時候,就注定要付出可怕的代價,大概這也是自司馬遷至魯迅、胡適以來,中國的人文傳統總也死不了垮不掉的原因吧。

  當我們試圖討論張煒的時候,不免要考量作家與時代的關系,探究他的文學立場和精神向度,顯然,在他的作品中多少常會顯露一種高古老派的清風峻骨,他的寫作雖非金剛怒目劍拔弩張,卻從不缺少暗自蘊蓄的幽微之光,不缺少地火熔巖一樣的“古仁人之心”。張煒用他的天真和夢想道說時代的玄奧,把蒼茫大地和滿腔憂憤全都寫成了詩。

  二

  當今時代,把寫作當生命的作家,還有嗎?當然,肯定有,而且很多,有幾個人愿意把寫作說成玩文學呢?但凡寫點東西的,很會和個人的生命體驗相關聯,把寫作比喻成生命,也是一種方便順口的說法。至于果真把寫作和生命融為一體,完全為寫作而生,以文學為命的,恐怕就少之又少了。這極少的當代作家中,張煒該是尤其顯目的一位。張煒不只是以文學為志業,更是把它作為信仰和靈魂。他說:“文學是生命里固有的東西。” “寫作……實在是一種靈魂的事情。” “寫作是我生命的記錄。最后我會覺得,它與我的生命等值。”③?對張煒而言,寫作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命本能,就像震徹長空的電火霹靂,釋放出動人心魂的巨大能量。它源于自身并回映自身,同時也照徹了身外的世界。我們看到,張煒的文學生涯持續了近半個世紀,不僅創造力出奇地旺盛,且每每不乏奪人耳目之作。十九歲發表第一首詩,六十歲出版第二十部長篇小說,結集出版作品一千五百萬字,單從創作量上看,張煒當是最能寫的作家,而其長盛不衰的影響力,也使他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,蜚聲海內外的漢語作家。無論是位列正典的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,蔚為壯觀的長河小說《你在高原》,還是境界別出的《外省書》《刺猬歌》《獨藥師》,以及風姿綽約的中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乃至演講、對話等,莫不隱現著生命的戰栗和時代的回響。張煒通過千萬文字寫出了一個異路獨行神思邈邈的“我”,對這個時代發生了沉勇堅忍的諤諤之聲,他用“圣徒般的耐力和意志”創造了一個天地人鬼神聲氣相通,歷史與現實相沖撞的深妙世界。

  “一個作家勞作一生,最后寫出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作家自己。”“一個作家無論是寫了多少本書,其實都是寫‘同一本’……他最后完成的,只會是一本大書,一本人生的大書。” “作品只是生命的注釋,無論寫作怎樣曲折,也還是在注釋。”張煒的全部作品實際就是一部不斷加厚的精神自傳。他就像精于術數卦象的占卜師,又像審慎嚴苛的訓詁家,總是在“大膽地假設,小心地求證”,反復地推演天道人事的命理玄機,稽考家國世故,厘定自我運程。經過不斷的分蘗增殖和注釋補正,張煒方才寫出了一部繁復而豐潤的大書。這部大書的中心人物就是張煒自己,它的主題便是張煒及其時代的漫漫心史。如此看待他的一千五百萬言似乎太顯簡單,我卻覺得這正是張煒的堂奧所在,通過這簡單的“一本書”、“一個人”,我們會看到多么浩渺的世界和多么幽邃的人生啊!

  “不是我不明白,這世界變化快。”即便如此,該搖滾的還是要搖滾,該言說的還是要言說。管它轟的一響,還是噓的一聲,世界并未真的結束,所謂空心人似乎也不是什么毀滅性的流行病疫。人們還是要前赴后繼按部就班地過生活,過去講“茍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,現在說“與時俱進,不忘初心”,以后還是要“時日依舊,生生長流”。一切總在消解,一切總在更生,我們能夠做的,好像只能是抓住當下,勿負未來。這是一個無名的世界,又是一個人人皆可命名的時代。面對無所歸依的渾渾時世,張煒一直是冷靜淡定的。從開始唱起“蘆青河之歌”,就表現得清醒而克制,甚至顯得有些保守,所謂“道德理想主義”對他就是一種褒貶參半的說法。但是如其所言:真正優秀的作家,是必定走在許多人的認識前邊的,①?他們的確具有超越時代的思維力和創造力。張煒的作品正是走在了前邊,當我們耽于某種謬妄或迎向某種風潮的時候,張煒恰選擇了批判和拒絕,那種不合時宜的“保守”傾向,反而證明了他的敏感:比起眾多遲鈍的俗物,他往往及早察覺了可能的危險——他就是那個搶先發出警報的人。當霧霾肆虐演變成無法改觀的常態時,他在十幾年前就描述了這種“死亡之霧”。?當人們拼命地大開發大發展的時候,他看到的是水臭河枯,生態惡化,“線性時間觀”的狹隘短視。在科技高度發達,生產力大大解放,物質生活極大豐富,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的今天,張煒對兇猛的物質主義、實用主義始終持有一種“深刻的悲觀”。對他而言,“保守不是一種策略,而是一種品質、一種科學精神。”④?因此方可像刺猬一樣,安靜,自足,沒有什么侵犯性,甚至溫馴,膽怯,易受傷害,卻始終有一個不容侵犯的角落。他在這個“角落”里安身立命,自在自為,用長了棘刺的保守精神抵御著躁狂時代的騷動與喧嘩。

  張煒說:“看一個作家是否重要、有個性、有創造性,主要看這個作家與其時代構成什么關系。是一種緊張關系嗎?是獨立于世嗎?比如現在,物質主義、消費主義,發泄和縱欲,是一個潮流,在這個潮流中,我們的作家扮演了什么角色?是抵抗者嗎?是獨立思考者嗎?”盡管他也反思,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人,大量的仍然還是唱和,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推動這個潮流,然而——“真正的作家、優秀的作家,不可能不是反潮流的。” “任何一個好的作家跟現實的緊張關系總是非常強烈的。”真正的作家、好作家是一個樸素的自我定位,張煒固然認為,我們無力做出關于“時代”性質的回答,但他未忘作家的本分就是“真實地記錄和表達,而不是回避生活”,所以我們才會看到,張煒一直帶著強烈的使命感,以反潮流的保守姿態對這個天地翻覆的“大物”時代予以決絕的回擊。他說,巨大的物質要有巨大的精神來平衡,④?“大物”的時代尤其需要“大言”。他之所以推崇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,就是因為稷下學人留下了耐得住幾千年咀嚼的曠世大言。就像孟子所說:“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”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謂大丈夫。”“說大人則藐之,勿視其巍巍然。”“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。”“君子之守,修其身而天下平。”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——“這樣的大言之所以讓人不敢濫施妄議,那是因為它正義充盈,無私無隱,更因為言說者的一生行為都在為這些言論做出最好的注解。”⑥?張煒顯然也是以這些圣者大言為高標的,他認清了大時代的大丑惡大隱患,痛恨“立功不立義”的野蠻發展,異化生存,因此才能“守住自己,不茍且、不跟隨、不嬉戲”,才能融入野地,推敲山河,成為一個“真正意義上的獨行者”。⑧?于此,他才“更多地牽掛這個世界”,用詩性之筆寫出了偉大時代的浩浩“大言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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