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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期鵬:文人情懷——再說自牧

更新時間:2019-05-23 | 文章錄入:jkz | 點擊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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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四年前,我曾寫過一篇短文《圓融之道》,略談自牧其人其字。當時,有這樣一句話:“自牧無意成為一個書法家,他也從不參加這‘協’那‘會’,他寫字只是業余愛好,只是心性使然、自得其樂而已,所以他的字沒有功利心和煙火氣,更沒有戾氣和痞氣。”

  可是不久,齊魯書畫家協會換屆,主持者“眾里尋他千百度”,感覺不論是名望、成就還是號召力,這個主席非自牧莫屬。他反復推辭不過,上任了。有人對此持有異議,我一開始也不贊同他輕易“出山”,后來也就慢慢理解了。大家公推他為主席,是希望找到一個真心為協會付出和服務的人。這樣一個人,在當下還真是稀缺資源。于是,擅長書法又在文學界、讀書界、藏書界素有“好人”之稱的自牧,就成為理想的人選了。

  果然,自牧主持協會不到一年,就靠他自身獨有的優勢和魅力,吸引了眾多書畫家加入其中,并在全省范圍內廣設創作基地、舉辦書畫展覽,還組織了數十次書畫下鄉活動。一時間,齊魯書畫家協會風生水起,在全省書畫界的影響力、美譽度與日俱增。

  這個現象,引起了我的思考,也使我想起了關于啟功先生的一件趣聞:中國書協換屆,啟功先生推薦某先生出任。有人不解,問他:“某先生會寫字嗎?”啟功反問:“航空航天工業部的部長會開飛機嗎?”的確,現在會寫字、畫畫的人不少,能夠擔當主席大任的可真不多。因為書畫家協會主席,僅僅是一個書畫家不行,還得有能力和水平把那些秉性獨特、風格各異的書畫家們團結在一起,真正形成一個不至于讓人小瞧的整體。這樣一個人,要有書畫之技,更要有文化涵養、領導才能,尤其要通文化之道,是個真正的文化人。因為書畫本質上還是一種文化,書畫圈也是一個文化圈。

  如此說來,自牧出任此職順理成章,因為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文人,他的字則是典型的“文人字”——散淡簡約、圓融通達,充滿了文人雅趣,具有超逸之境。

  說起“文人字”,我們有時會陷入某種誤區,以為就是文人寫出的字。其實謬矣。時下的多數文人,莫說毛筆,連鋼筆、鉛筆都已經很少拿起了,自然不可能寫出好字。也有一些文人,喜歡寫字,但對書法之道視若無睹,甚至極其輕蔑,既不臨帖、讀帖,也不研究筆法、章法,只是率性而為、提筆瞎寫,還以所謂“文人字”自鳴得意。這樣的人,姑且讓他“自鳴”下去,完全不必計較。真正的文人字,應是文人中的善書者或書家中的能文者所為,它更多地帶有文氣的滋養,在書法線條與造型中多了一份文化的內涵。就自牧而言,他是文人中當之無愧的善書者。

  其實,不光文人字,就是文人,在今天也是一個有點模糊的概念,很難去定義、分析。很多時候,我們說一個人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文人,可能只是一種感覺。盡管如此,按照人們約定俗成的一些看法,我們還是可以總結出文人的一些特點,我看一是要有文,二是要有文人氣。之所以強調“有文”,是因為時下如魯迅先生所說的“無文的文人,不作的作家”比比皆是;之所以強調“有文氣”,是因為現在“有文”的商人、痞子也實在不少。這兩個方面,自牧都有其過人之處。

  他出生在文風極濃、文化積累極厚的淄博周村,自幼就愛文學,就在心田上撒下了文化的良種。后來參加工作,雖然從事的是與文學不搭界的醫院管理,但正趕上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至為神圣的時代,幼時的種子想不發芽都難。再后來,更是考上了山東大學作家班,經過了兩年系統學習和專業訓練。他參加工作40多年,一直沒有離開過那所機關醫院,但我沒見過他編寫和出版的專業書籍,主編或參與編輯出版的文化藝術類圖書倒有200多本,自己的文學隨筆也有十多本。他還與文友堅守日記文學陣地近20年,出版《日記報》《日記雜志》60多期,成為當今民間文化刊物的一個奇觀,他也因此榮膺“中國十大日記人物”等諸多稱號。

  這些文化成就,奠定了自牧成為一個文人的基礎和前提。更為重要的是,他是一個把書讀進內心、讀進靈魂的人,飽受文化浸潤,渾身散發著文人之氣。

  那么,何為文人氣?我覺得不是留留長發長須、穿穿漢服唐裝、吟吟“子曰詩云”那么簡單,最關鍵的是他在為人處世上透露出來的文人風范,修身克己,崇禮重道,寬厚包容,樂助他人。要涵養“文人氣”,我看也不外乎兩點,一要讀書修身,二要勤于實踐。對于讀書修身,我特別信奉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說過的“古之學者為己,今之學者為人”。其實,以前我對此頗感疑惑,不理解孔子為什么會大贊“為己”之學,反對“為人”之學。后來讀書多了才漸漸明白,所謂的“為己”之學就是注重讀書修身,不斷充實自己、完善自己;而“為人”之學就是把讀書當成純粹的謀取功名利祿的手段。兩相比較,高下自現。荀子甚至稱“為己”之學為“君子之學”,將“為人”之學視作“小人之學”,說過“君子之學也,以美其身;小人之學也,以為禽犢”的話。漫漫歷史長河中,又有多少人把文化變成了一個漂亮的標簽和唬人的噱頭,變成了追名逐利的手段呢?今天,這樣的情況依然不少。自牧顯然是不恥與之為伍的。

  同時,他不是一個文化的空談者,而是一個實踐家。他自覺地把所讀所學變成親身的實踐,熱心地傳播文化知識,傾情地幫助那些希望得到幫助的人,東奔西走,不知疲倦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,他幾乎每天都在給人題書名、作文序、編???、校書稿,見有新朋故交必定送上自己的書法作品。這種大度、包容之態,常給人如沐春風之感。

  這樣一個主席,不正是我們所盼望的嗎?

  這也使我想起了《論語》開篇那一句話:“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乎?”幾十年來,這句話也一直在困擾著我;我看過許多解說,都沒有解開心中的疑團。學習和實踐是多么艱苦、辛勞的事情啊,為什么孔子說是快樂的呢?今天,我將這句話與孔子所說的“為己”之學聯系起來,終于明白“學而時習之”的確是人生的大快樂。因為“為己”而學是靈魂的充盈、人格的完善、境界的升華,付諸實踐則是一種精神的外化和自覺行動,歸根結底都是一種生命的內在需要。學習和實踐不論有多么艱苦、辛勞,它一旦成為生命需要,成為一種發自本源的人的欲求、一種人的生命欲望的自我滿足,不就變得很快樂了嗎?

 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境界呢?這種境界,恐怕不是一般人隨便就能達到的。自牧能成為這樣一個人,是幾十年自我修持的結果。

  這樣一個主席,應該就是我們所期盼的。

  2019年5月10—14日于濟南垂楊書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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